时隔半年，川航机长刘传健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驾驶座上。

　　11月16日，在经过多次心理咨询、2个月到医院治疗、通过模拟机训练后，刘传健和其他8位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机组成员第一次复飞，执行成都往返北京的飞行任务。

　　起飞前，刘传健有意无意地多看了两眼风挡玻璃——“很多东西你不想都不行。”这架空客A321的风挡玻璃外观整洁、完整，玻璃没有刮花，也没有弄脏。抚摸、甚至敲击风挡玻璃并不是飞行员该干的事儿，在此之前，机务工作人员早就对整架飞机包括风挡玻璃进行了严密无缝的检查。

　　飞行过程中，那些玻璃爆裂、飞机下坠的画面还是在刘传健脑海里时不时闪现。5月14日那天，他执飞的3U8633航班从重庆飞往拉萨，在起飞42分钟后，副驾驶面前的右侧风挡玻璃出现了网状裂痕，约30秒后玻璃再一次爆裂，眨眼之间整块风挡玻璃直接从9800米高空中脱落。副驾驶半个身子被吸出了窗外，飞机急速下降，速度在800多公里每小时。

　　在这样的危急时刻，机长刘传健一边承受着“如同份量很大的爆炸物突然爆了”带来的冲击——“人根本无法动弹”，以及突然暴露在高空中的寒冷和缺氧（第二机长很快进到驾驶室帮他戴上了氧气面罩），一边手动驾驶这架右侧风挡玻璃脱落、控制面板遭到破坏的飞机。34分钟后，飞机成功备降成都双流机场，9名机组成员和119名乘客安全落地。

　　此后的漫长时间里，大部分人的记忆里只留下了关于奇迹、胜利和荣誉的片段。在飞机落地后的第3天，刘传健和其他机组成员参加了发布会，接受了媒体采访，他们看起来神采奕奕。此后好消息没有停歇过，他们获得了民航局授予的“中国民航英雄机组”、“中国民航英雄机长”称号，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他们的故事也将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。

　　少有人知道，直到现在，所有机组成员依然在和那次飞行留下的阴影缠斗。对拥有25年飞行经验、达到教练级别的机长刘传健来说，他遇上了世界民航史上第二起客机高空风挡玻璃脱落事件，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奇迹、是谈资，在他身上则是难以抹去的阴影。

　　飞机落地后的三四天里，刘传健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中。他睡不着觉，一闭上眼，各种镜头就会朝他扑来，整个过程历历在目，恐惧感笼罩着他，需要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。那几天，他和其他机组成员都要接受民航局派出的调查组的质询。比起在飞机上的惊魂34分钟，飞机落地后的现实更加冷酷，“在飞机上就想着怎么操纵回来，想法比较单一，但是真正落地以后那种压力是来自全方位的，各种调查、各种媒体、各个方面，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。”

　　身体很快就进入了疲惫期。最直观的表现是，刘传健患上了高空减压病，“头涨，全身疼，身上长一些小的颗粒状的东西，身体关节发痒，让人非常难受。”头两个月，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去西南医院接受治疗，最长需要治疗四五个小时。

　　就算是身体的各项数据最终都恢复正常，一些医院仪器都检测不出的问题还是存在，刘传健能感知到，自己的身体有了无法言说的变化，7个月过去了，他觉得自己只是“基本恢复”，而不是“完全恢复”。医生说，他相当于做了一个大型的手术，在面临可能死亡的情况下，身体达到了极限状态，各个系统都遭到了破坏，要重新建立身体新的机能循环至少要一二年的时间。

　　心理的恐惧更加无法遁形。在10月底为第一次复飞做体检时，其中有一个眼压测试项目，要往眼睛喷一股气流来检测眼压，每一年每一个飞行员体检都会做这个项目，但这一次副驾驶徐瑞辰当场就强烈地表示拒绝，“我做不了。”在那次飞行中，脱落的风挡玻璃就在徐瑞辰的正前方，只系了腿部安全带的徐瑞辰被机舱内外巨大的压力差吸了出去，半个身子挂在了窗外。他的脸和胳膊都被划伤了，被安全带死死拽住的两条腿都是淤青的，很长时间不能走路。

　　9名机组成员从出事后就很少聚在一起，他们所拥有的共同回忆如同一把尖锐的刀子会从他们身上自动挖取，他们从不主动谈论那天飞机上的情况，“就像一个东西反复被提起，一直说一直描述，实际上伤害是很大的。”他们只会和配备的心理医生聊起这件事，一觉得不舒服就可以随时给心理医生打电话。

　　尽管在第一次复飞前他们都通过了心理测试，真正到了复飞的时刻，经验最老道的刘传健也十分忐忑，“飞和不飞实际上是一个突破的点，这个点突破了，说明我们心理还能承受住，一旦突破不了，以后再想突破的话就很难了。”

　　第一次复飞显然成功了。返回成都后，一下飞机就有媒体在等待，所有机组成员却沉默着说不出话，机长刘传健忍不住多讲了几句，那一瞬间，他像是突然回到了半年前飞机刚落地时的现场，“我的情绪就有点失控了。”

　　飞行早就成了刘传健生命里的一部分。尽管他现在还处于恢复阶段，一个月只有几次飞行任务，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出差、培训飞行员，甚至一个月里还有几天在清华大学上航空管理硕士班。当他听到“未来还要飞行多少年”的问题时，他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一下子激动起来，“只要我身体合格，体检合格，我会一直做下去，为什么不继续做呢？”

　　以下是《人物》和刘传健的对话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之前说，那件事情发生后，需要一个身体跟心理的调整，具体的调整是什么样的？

　　刘传健：调整是需要时间的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，实际上（那个事件）对身体和心理的伤害是很大很大的。首先是身体，人到了最关键时候身体会有一种应急的反应，这种极端的应急变化以后，人体的恢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医生说，就像动物面临死亡时会有自卫的本能反应，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都会达到一种极限状态，相当于身体里各个系统都遭到了破坏，只是你看不着而已。重新建立身体的新机能需要很长时间，要慢慢休息，慢慢调整。前期最直观的就是高空减压病，头涨，全身疼，身上长一些小的颗粒状的东西，身体关节发痒，非常不舒服，实际上我们当时在西南医院大概进行了两个月左右的治疗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飞机落地之后3天你还公开参加了一次发布会，也接受了采访，在那个影像里整个机组的精神面貌看起来挺好的？

　　刘传健：公众并不知道，前两三天我们都是很亢奋的状态，根本就睡不着觉，躺在床上，各种镜头就会向你扑来。当时那个过程就是历历在目，你躺在床上它就会不停地给你涌现出来，不停地重复，飞机挡风玻璃一次次爆裂脱落，只要闭上眼睛想睡觉它就会冒出来，那种恐惧就会冒出来，那几天其实也在被调查中。

　　图：2018年5月16日，成都，川航3U8633机长刘传健在医务人员的陪伴下离开发布会。当日，川航3U8633重庆－拉萨机组召开媒体见面会 成都商报 王效 摄

　　《人物》：刚下飞机就要马上接受调查，压力挺大的吧？

　　刘传健：实际上从出事到飞机着陆之间，那种压力也大，但想法比较单一，就是把飞机安全地操纵回来。飞机真正落地了以后，那种压力是来自全方位的，各种调查，媒体采访，各个方面，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。虽然人是下来了，但作为机长肯定要面临调查，这是不是做得正确、专业，心里是很紧张的，包括调查组也很紧张，调查持续了大概三天吧，会有很多人对我的各种东西进行质疑，坐在办公室想可能可以想得很周全，但是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准确地反应就是个问题了，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，压力非常大。当然没有《萨利机长》电影里那么多质疑，因为我所做的应该都是正常的操作，都是按照我学的和我积累的知识在应对，当时应该去做什么其实我是很清醒的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当时飞机里的状况非常糟糕，其实是很难保持冷静的吧？

　　刘传健：对的，非常糟糕。那个风挡玻璃爆破的时候其实分了两次，第一次爆裂以后，它就是里层裂了，理论上讲里层裂了应该是很安全的，当我跟空管通话，话还没说完，就第二次爆裂了，两次爆裂大概隔了30秒。当时风挡玻璃整个脱框了，飞机就失控了，一下就变成非正常状态了。第二次爆裂后，机舱的压差很大，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爆炸物突然爆了以后的这种冲击波，而且我们当时飞机速度大概是800多公里每小时。瞬间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，人根本无法动弹，我们副驾驶半个身体都到外面去了，他是系了腿部安全带的。飞机落地以后很多人看到他脸、胳膊都划伤了，其实他真正伤得最重的是腿，因为他的安全带把他死死地拉住，他的两个腿是淤青的，差不多好几天都走路困难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身体恢复需要慢慢调整，那心理恢复是什么样的过程？

　　刘传健：心理恢复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造成的心理压力和心理恐慌，一时半会是消除不了的，这种生与死对你的刺激是非常大的，那肯定不会忘记，只是说去慢慢淡化，如果不能从这种阴影、恐惧中走出来的话，可能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疾病，甚至你的生活状态都会被改变。很多新的东西认知就和常人不一样，会恐惧，甚至你开车，坐飞机都坐不了。比如我们10月底体检的时候，要做眼压测试，往眼睛喷一股气流测试眼压，我们副驾驶一下子就非常反感，他就拒绝做这个东西，他说我做不了，他就会突然有种很情绪化的东西表现出来，非常生气。公司、民航局其实都找了很多心理专家来对我们进行心理的辅导，现在还在辅导。我们随时感觉不舒服都可以跟他们电话交流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那你上一次跟心理医生咨询是什么时候？

　　刘传健：就是10月底复飞前。其实我们公司包括民航总局对这个事非常关心，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出差或者休息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派医生到我们的休息地点来给我们进行评估或咨询，他们做得很密集，也做得很仔细。包括（对）我们的身体，他们专门派了一个医生跟着我们，走到哪他都要跟着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

　　刘传健：已经基本上恢复到正常的状态，如果说完全恢复，真的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身体和心理都需要一个时间。医生也跟你讲了，心理医生也跟你讲，它是需要时间的，需要自己去克服，去调整。这样的话，心里就很有底，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我的调整，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工作状态，这个事情慢慢就会过去。过一段时间回头看，那些障碍就会被一一化解掉了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是如何判断自己是基本恢复还是完全恢复？

　　刘传健：这很难界定，比如说那天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，其实我情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。我们落地以后，大家都说不出话来，我就多说了几句，当时的情形会浮现在眼前，一般我基本上不太讲，三两句话会迅速地讲过去。像这种东西，恰恰是我们心里最柔弱的地方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现在是不是经常需要出去讲？同行可能都把你放在一个非常高的期待中。

　　刘传健：是，不过有的活动能拒我也会拒。我之前也跟他们说过，我也不是完人，我也有很多缺点，只是说在这件事上，我可能运用了我的知识，运用了我的职业精神去把它做好了而已，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理解，不要看着我什么都会，这次我处理好，好像就是什么都行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。像我们民航经常说的，真的不需要什么英雄，不需要什么杰出人物，需要的是大家都安全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时隔半年第一次复飞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？

　　刘传健：这个意义非常重大，这半年来一直没有飞，作为飞行员，干这个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从心理上还是挺想飞的，但另一方面，公司也会衡量，身体能不能过关，心理能不能过关。真正到了那天去飞的时候，因为好久没有飞实际的航班了，还是挺兴奋的。但也担心自己能不能真正坐到驾驶舱里，能不能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，能不能适应这个工作。飞和不飞实际上是一个突破的点，通过这个点，说明我心理上还能承受住，如果突破不了，可能以后再想突破就很难了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第一次复飞的时候会特地检查一下风挡玻璃吗？

　　刘传健：肯定会啊，很多东西你不想都不行。不过就是一个外观检查，我们飞行人员不会去敲击，不会去刻意抚摸哪个点，主要是看外观整洁、完整，周围都是好的，其余的是机务工作人员做的事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第一次复飞没有飞高原航线？

　　刘传健：对，成都飞北京，其实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高原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两点，一个是操纵飞机困难，对飞行员技术、反应，和机组的反应都有很大的挑战。再一个就是外界客观条件上的差异也很大，比如飞机出了故障，很多东西都是无法处置的，飞机也有性能的要求，不是你想飞多高就飞多高，想飞多低就飞多低，飞机它也会有一个制造的极限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之前飞过上百次高高原，遇到过什么特殊情况吗？

　　刘传健：有啊，飞行是机械行为，就像你开车一样，包括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，哪儿轮胎漏气了，哪儿开关失灵了，哪个灯又不亮了，总是会有的，所以这是很正常的，但是这些东西都会在可控范围内，不会影响安全。就像风挡玻璃破了一层，如果它第二层不破，只有一层破了我们就返回，很简单，我之前也遇到过，但是它就没有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一层裂了，实际上飞机很安全，没有任何影响。所以说为什么别人都说飞行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，它是一个冒险的行为，有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飞机上有非常多的程序，对飞行员来说遵循这些程序就可以了吗？

　　刘传健：不是，哪有这么简单啊，因为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，飞行整个过程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做得很细，总结起来就非常多。这也不是开汽车，我去学完了就不管了，我们的知识是一直在更新的，我们在飞机上运用的技术也在更新，所以要不停地学习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需要多长时间？

　　刘传健：从在学校学习开始，要成为一个副驾驶，到成熟的副驾驶，再到一个机长，再从新机长到一个成熟的机长，甚至成熟的机长到教员，这每一步的成长都是非常艰辛的，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才会达到。实际上真正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，那就是从副驾驶到机长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一般情况下都要五、六年左右才能行，慢一点可能得七、八年。做别的工作七、八年的话，对这个工作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，但是你从事飞行的话，只能说才刚刚起步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那次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吗？

　　刘传健：现在还在调查分析过程中。包括民航相关部门和空客公司都在对此进行研究，目前没有最后的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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